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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大的悲悯与深切的体知---记南怀瑾先生

时间:2013-01-22  来源:解放日报  作者:汪涌豪

作者简介:汪涌豪,浙江镇海人。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,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该系教授,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,上海作家协会会员,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主要著作《中国游侠史》,《中国游仙文化》等。

 

上世纪90年代,南怀瑾的著作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甫推出,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依个人私见,这些著作之所以广受欢迎,除写法上能摆脱高头讲章式的僵硬格套外,作者意欲破解个体生命的存在蔽障,执着探索一种弥天彻底的现世界的真人格范,是一重要原因。

南怀瑾对几个世纪以来,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有切肤的感受,诚如其在《新旧的一代》中所说,“现代的道德观念,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,工商业快速发展中的刺激反应”,“逐渐接近以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定”。当然,这种物质文明的冲击,也使得以探求真理为终极目的的知识论观念深入人心。不过,由于受西方话语强势独断的影响,还有接受时焦躁情绪和盲从心理的驱使,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缺乏评判这种外来思想的平常心,更缺乏对其进行足够过滤和认真择取的客观与严谨,以致面对与之相伴生的欲望膨胀和道德堕落等种种负面,失去应有的警惕和应对能力,连带着,对自己的传统,也有轻率的批评,甚至粗暴的毁弃。那种古仁人君子穷不失义、达不离道的高上品行,非但没能成为人们心悦诚服的道德活源,欲提倡像先贤那样检点心魂、善自审察的人格修炼,在许多时候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骸骨迷恋。对此,南怀瑾有大忧虑。在《孟子旁通》一书中,他曾说自己“生于忧患,死于忧患”。前者语义甚明,指上个世纪那个积贫积弱的动荡年代;至于后者则寄意遥深,尤其耐人寻味。现在,因他的仙逝,再推原其初心与本意,人们已可以明白,他的真意,正指向当下这个文化未经整合、人心有待收拾的纷扰之世。

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未经整合、人心有待收拾的纷扰之世的忧患,他在用心体知并躬自践行传统的同时,写下了数十种有关儒释道及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,启发人如何“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,由触觉而发生联想,由烦恼而退居反省”,从而避免 “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,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”的窘迫和无奈。如果说,他研治与发扬儒道两家学说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脉的肯认与回护,对传统理想人格范型的疼惜与向慕,那么他研治与发扬佛道两教乃至调气入定等养生之学,则是为了在增进人德性的同时,让人有以知卫生之理,从而能以更安适的心境,诗意地栖居。佛教之“化无明”、“去贪痴”,在他看来,都能教人在某一特殊时刻,从尘世中悄然隐退,从而留更多的时间,向内转,去思考精神深处更细微的感受,发觉生命存在最本质的资源,这对纷乱之世中的颓败人性显然具有莫大的疗救作用。一直到最后几年,他抱着早年对“时轮劫浊,物欲攫人,举世纷纭,钝置心法”的感慨,辟学堂授业讲道,他以贯穿一生的著述与实践,隐隐然向世人揭出的,全是这一点。

遗憾的是,世人多忙,未能体之。间或有能体察,囿于“五四”以来的西学传统与启蒙理想,多不能真正认知当今中国,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关注与道德重建非舶来的西学可一力承担。西哲如哈贝马斯说过,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是一次未完成的设计;从罗素、荣格到弗洛姆,更对东西方文化的特点以及东方文化的优长作过精辟的论说。对此,南怀瑾的说法是,不能“过分迷信科学的可能”而“杜塞了几千年来无数圣哲们替我们开发出来的教化源泉”,他相信“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,道家全生保真的修养,与儒家立己立人,敦品励行,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”,“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,拯救物质文明的所失”。

现在这样的人去了,本就显得有些黯淡的传统的辉芒,又弱了一些!

 

来源:解放日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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