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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外交官艾德忆南怀瑾:他是完美绅士

时间:2018-03-20  来源:百年南师  作者:艾德

本文作者:(美国)Marshall P. Adair(艾德)

中文译者:乌慈亲

编者按:本文系原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总领事、原美国国务院欧州事务副助理国务卿Marshall P. Adair(中文名字:艾德)撰写的纪念文章《老师》,文章由南怀瑾学术研究会、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提供,全文如下:

 

艾德与南怀瑾
艾德与南怀瑾先生

 

艾德与南怀瑾
艾德与南怀瑾先生

 

原标题:老师

1987年南老师在美暂居期间,我有幸认识了他。我当时刚从驻亚洲的外事职位卸任回到华盛顿特区,任职亚洲的六年中,一年是在台湾,三年在香港,两年在北京。我本人当时对南老师一无所知,但是我太太陈纯芝自从1981年开始便在寻找他。她曾经告诉我和她的朋友,她曾在梦里见到一位老者,试着教她什么,但是她在梦里听不懂他的意思,也不知道他是何人。然而,1987年的一天,她在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她,有一位跟她描述的梦中老者相符的一位老先生,最近从台湾搬到了华盛顿特区,他的名字叫南怀瑾。对我太太来讲这是个非常令她激动的消息,她很快找到一位送人南师著作的人,问此人是否南老师就在附近,是否可以见到他?这位送书人就是阿福哥,他确认老师就住在弗吉尼亚州的McLean,并答应下午致电老师询问是否可以见面。

 

南老师很亲切的答应了,并邀请我们参加当天在他住处举办的李慈雄(南师学生)女儿的满月宴。当我们到达时,已经有很多客人了,我们带了年幼的儿子立宇同去,同其他客人一起在室外聚会。有人带纯芝进屋去见南老师,不久后她带着欣喜如狂的表情出来,她说:“是的,我终于找到我梦里见到的人了,他甚至还穿着同一件中式长衫!”

 

之后我们就被邀请到客厅,南老师身边围着很多人,他看到我进来,朝我微笑着说:“欢迎,我研究你了!” 尽管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,但是我也朝他笑了笑。第一次的见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善,并邀请我们随时来,我们也打算常来。

 

接下来这一年,我们几乎每周都去拜访南老师和他的大家庭。大家庭包括了他的学生和其他一些程度不同的修行者。老师的家里总是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拜访者,有些是带着禅修问题来的,有些是带着个人问题来的,也有一些是带着政治或者外交问题的。我大概能听懂大多数来访者的问题,但是由于我有限的中文水平,以及对修行方面的无知,还有南老师浙江口音,他的回答我几乎不能理解。

 

南老师看出我的困窘,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学中文。我当然是非常兴奋。接下来的几个月,老师每周都教我《千字文》,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的。他通过《千字文》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中国语言文字、文化和历史。 我非常享受那一段和其他同学一起围坐在大圆桌旁,跟老师学习的时光。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,我的中文水平并没有大幅进步,但是南老师成功的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刻的印象,也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和其他方面有了深刻的改变,这个变化也包括我对老师的尊称从“南教授”到简单的“老师”。

 

后来我意识到,由这样一位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古老最完善的文明的集大成者,来教我这样一个中层美国外交官读书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情。之后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意识到,对老师来讲,他有教无类,这样根本就没有不和谐。

 

《妙法莲华经》中有一章叫<方便品>,描述了佛陀和菩萨们以无数方便、种种因缘、譬喻言辞、为众生演说诸法。老师也是如是对待很多来找他寻求帮助的人们。他身边有各色人等:比丘,比丘尼,政客,商人,学者,淘金者,记者,病人,医生等等。他能教化和谈论的主题非常广泛,我无法一一列举,他能聆听他们的问题,让他们开心,挑战他们,有时候甚至呵斥他们,但是却让他们入迷。他能够告诉他们怎么治疗他们的疾病,如何使企业成功,怎么夫妻和睦相处。他可以是朴素的,严格的,保持距离的,但他又是随时可以接触到的,慈悲的和令人安慰的。

 

对于我,他通过介绍中国文化,为我开启了认知深奥中国文化的一扇门。他会问我的工作经验和对工作过的地方及事情的看法,但是他从来不曾涉密。他总是会给我另外一个我未曾想到的角度,给我指出一条更有效率达到目的的方法。在他直接或间接鼓励我的过程中,他总是让我仔细观察自己的内心,对别人更多些慈悲。

 

1988年老师从美国移居香港,我和我的家人也返回亚洲工作,先是在缅甸的仰光,然后是中国成都(编者按:作者时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)。后面四年中,我们能够和老师通过电话联络,他也邀请我们去香港住在他的住所。在个人修行上,他对我们进行指导,也帮助我看到中国的历史文化、军事、经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,增进缅甸和中国的发展空间。他给我解释了几个世纪以来,东南亚华裔的非官方的金融关系,到现在还在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影响着香港的经济政治,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和社会习俗,导致了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现状,没有任何成功的商人或政界领导人能够忽视或者置身事外,这和美国的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。当然美国有它自己的法律规定,社会习俗和“政治正确”;但它也培养和激励了对既有秩序敢于挑战的人们的勇气,我个人也钦佩这种勇气,所以也使得我学会在亚洲环境事务中能够客观分析和判断诸多因素。

 

我们抵达缅甸后不久,就经历了民众抗议和军队镇压的纷乱阶段。在这段困难时期,美国和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存在严重分歧和不同的利益。中国支持缅甸军事政权,而美国公开对大众需求更多民主的愿望表示同情。时任美国驻缅甸大使,具有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,他鼓励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建立诚恳友善的关系,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很多经验也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。

 

民众抗议开始后不久,纯芝和立宇就随着其他外交官家庭一起被疏散到曼谷,而我依旧留在缅甸。当时情形非常危险,压力很大,不仅仅因为家人不在身边,而且我们的行动也受到缅甸政府的严格限制,所以使得我有很多独处的时间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老师教我的准提咒开始实验。

 

当我第一次去弗吉尼亚McLean 拜访老师时,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参与在禅堂唱诵的课程,我当时对咒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,而且当时我的自我意识也很强。但当我独自一个人在缅甸,面对无数个长夜,我开始从另一角度来看咒语了。我开始在我空闲时、来回上班的路上持咒。当我再次去香港拜访老师时,他说我变化很大,鼓励我继续持咒,说这是我所需要的。当我熟悉咒语后,我开始在不需要很费神专注的工作时也持咒,最后做到能够在任何时候,不管做什么情况下都能自如持咒。

 

结果不总是我所期待的,但是我的期望似乎也很模糊。我从来没问过老师持咒能做什么。老师有时也会很随意的告诉我可以求求菩萨金钱或者升职什么的,试试看咒子是否灵验。但是我觉得老师在考验我,这么做应该是不合适的。所以我就单纯的继续持咒,并认为对我有帮助。但是刚开始事情进展并不顺利。在一次去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途中,我试着用咒语来缩短返程时间,我们的车子很快就抛锚在路边,长达八个小时之久,最后只能搭乘一辆皮卡车坐在货箱回到仰光。

 

尽管不便的事还是会发生,但是自那以后我和我的家人也都很平安,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所有我心里想要的,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都成为现实,我也是事后才意识到,这些都和我专心持咒有关系。1981年我开始学习中文时,我就一直希望,有一天能够被派到中国人口最密集的成都领事馆工作,但是在候补申请名单中,有很多都是比我经验丰富的“中国通”。持咒后一年,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,问我是否愿意离开缅甸,去接替因个人原因即将离任的成都总领事的职位,一个月后我便抵达成都。

 

从我二十多岁时起,我就对神秘的西藏充满好奇,突然间我能够一年去西藏数次。我到成都后不到一年就升职。之后我被委任参与华盛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,负责东南欧的事务,后来又升职到副助理国务卿,分管十七个国家的事务。小的方面来讲,满座的飞机突然会有空位出来给我坐,大到本应该我去而没去的行程中政府专机失事,机上所有人遇难。老师听到这些后并没有表现出惊讶,只是简单的告诉我菩萨保佑了我。

 

当然不只是我持咒,我太太纯芝在我还未开始前就已经在持咒。当她被疏散到曼谷后,她还在和我的电话通话中教了我咒语。 我们的儿子还是幼儿时,在McLean时跟宏忍师父就学会了念阿弥陀佛,后来到了成都后他才学会准提咒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立宇五岁时在香港,老师邀请一众的同学们安静的围坐着,听立宇给大家唱诵准提咒。

 

我花了很多年才渐渐意识到老师鼓励我们持咒,并不仅仅是,或者主要是让持咒人自身受益,更应该是帮助他人。我确定他曾经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这个道理,但是我们往往在没有准备好之前,是听不进去的。当我最后意识到时,我开始注意到一旦我开始持咒,周围的气氛都会变化。艰难的会议变得轻松;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开始关注手头的事情。可能听上去有点疯狂,有时候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整个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气氛轻松起来。

 

当我们一家从仰光搬去成都后,跟老师的联系和见面就比较容易和频繁了。他对成都非常了解,他曾在成都度过了他的军旅生涯,四川也是他禅修最重要的地方。他向我介绍了四川独特的历史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贡献,他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西藏历史的政教合一,以及与历代中国皇帝之间复杂关系的看法。

 

作为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,我经常前往美国驻香港领馆,对中国西南市场有兴趣的美国商人提供咨询服务。在那段时期,我有机会看到老师能够满足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背景人们不同需求的非凡能力。每晚至少有8-10人来吃饭,有些人是长居香港的,其他一些人来自中国大陆、台湾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拉丁美洲国家、欧洲、印度,等等。老师会和大家一起晚餐,并回答个人或者专业的问题,也会邀请客人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故事。餐后,他常会传授中国历史、文化、哲学、佛教和道教,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,主要包括亚洲国家。他知道他的客人们对什么感兴趣,甚至在他们提问之前就知道他们的问题。对于这种多层面的话题,我还是很难完全了解。但即使我不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,我也能看出他对听众的影响。有些人能理解他的话,有些人听不懂,也有些人觉得好奇,有些人感到惊讶,而其中某些人的生活就在餐桌边发生了改变。

 

他在回答某些个人的问题的同时,会尽量使得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。他会让每个人在和自己以及他人的相处中感觉自然舒服,也能让众人在有强烈分歧或敌意时,求同存异。

 

有一次,我从成都打电话给老师,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去香港,并问他我是否方便和他待几天。起初,他说可能有点困难,因为届时会有一些重要人物来讨论敏感话题。但很快他就改了主意,说“来吧,我们会想办法解决”。当我几天后到香港时,我才知道,那一晚将会有来自北京和台湾的官方资深代表来老师这里。老师对于开启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最初阶段的接触,并使双方达成一定的共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他告诉我,他的客人不知道我会在那里,我可以留下来吃晚饭,但我需要饭后离开,好让他们继续谈话。客人们看到有一位美国外交官坐在老师左边,非常惊讶。但是晚宴的会谈既亲切又轻松,在我看来甚至是非常友好的。也许局外人的出现使得双方更容易找到共同点。饭后我起身告辞并回到自己房间,会谈继续顺利进行。一些年后,当老师说到这段故事时,还特别表扬我有外交手腕和懂得谨慎处理,在适当时候离席。而我的记忆是,当时我太累了,几乎睁不开眼睛,回到房间后几乎马上就睡着了。

 

老师的学问、经验和修行帮助他理解、同情和帮助他人,也给了他展望未来的远见。当我父母来成都来看我们时,我们顺道陪他们去了香港,并与老师共度一晚。当时我父母都是相对年轻和健康的;但后来老师私下简单地跟我说了一句:“他们都老了,你必须做准备。”我回答老师:“是的,我明白了”,但其实我根本没有明白。几年后我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,之后我的母亲癌症,诊断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。我父亲不能独自生活,所以我们带他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,直到他要求搬到附近的养老院。这反过来又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因素:从此结束了我们家庭的海外服务,迫使我重新定义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。我不能说我没有被事先提醒过。

 

在职业方面老师也有提醒过我,1991的秋天的一天,我和老师在他香港寓所的起居室,一起看电视上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。他转过头来对我说:“当这一切结束时,美国应该退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干涉。美国应该认真地评估自己需要什么,是什么,以及想成为什么。只有这样,它才能与其他国家重新建设关系。”我的回答是,“我们不能那样做。我们有责任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联系。太多的人依赖我们的参与。”他只是说了句“嗯”,然后点了点头。二十五年后,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,可悲的现实清楚的印证了老师在1991年说的话。美国已经失去了任何表面上的社会或政治共识。今天,我们只希望还能有时间听从他的建议。

 

我现在才清楚地看到,老师有渊博的知识、理解力和智慧,能知道对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,什么是最好的政策策略。当我问他问题时,他总是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知识,但除非我请教他,他很少对我说教或鼓励我执行某项特定的政策。他会问我对不同问题的看法,但他从不多打听,他也从不会置我于任何与我工作职责相冲突或妥协的立场。用英语词汇来形容他的话,他既是一个“renaissanceman”(多才多艺的人),他已熟悉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所有分支;他又是一个“perfectgentleman” (完美绅士),不仅把握了自己的行为,并对他人具有完美的礼仪和慷慨之心的人。

 

他经常引用这句话:“儒者以一事不知为耻”,他对自己的成就总是很谦虚,但在我看来,他的学问是无限的。除了中国历史、文化和哲学之外,他还精通中国武术和医学。有好几次,我看他都建议学生和老师们学太极拳。我曾经很难理解“气”的概念,他向我示范了使用肌肉和使用“气”的区别。当他用肌肉的力量伸直手臂时,它尽管牢固,但我能移动它。当他用“气”来做同样的动作时,我却无法挪动它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和老师身高的差别,我想我甚至可以悬挂在他胳膊上!

 

还有一次在香港,我肩胛骨之间突然异常疼痛,几乎不能呼吸。担心是不是心脏病,所以我告诉了老师。他告诉我不要担心,原因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,他给了我一些中药服用,服用后疼痛就像来的那么突然一样,很快消失了。之后,每当我有不适,我都会寻求老师的医疗意见,甚至很多时候是通过长途电话询问。有时候,我能看得出他是如何做出诊断的,但很多时候我无法了解。有一次,我太太纯芝问老师,为什么我会老想着事情消极的一面,而且没有耐心?老师答复她说,是身体原因导致,因为我的腰椎比正常人少一节。他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身体检查,从来也没有其他医生跟我提到过这一点。我因为腰椎疼痛,曾经看过很多正骨医生。当我之后再次去看医生时,医生检查了才很惊讶的发现老师所说的竟然是真的。

 

有时,老师所能做的似乎超越了科学的范畴。有一次,我看他测试一位善于利用能量技术诊断身体疾病的年轻女士。她为老师做了检查,并把诊断告诉了老师,老师说都很对。然后老师说还有一个测试给她做,请她再给他做一次检查。几分钟后,他问她是否注意到了什么,她犹豫了一下,然后很惊讶地回答说,他似乎让血液反向流动了。老师微笑着只说了一句“很好”。

 

这种试验有时会让人产生“神通”或“超能力”之说,但是老师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,这种事情并没有比原子能或激光来的更神奇。所有他关于个人修行方面的教导都是严格科学的。他常说,古代中国和印度文明已经发展了的知识和理解,现代科学才刚刚开始涉足。他在庙港建立的太湖大学堂的目的之一,就是去鼓励重新发现这些知识,并应用于解决当今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。

 

看到老师在离开祖国这么多年后逐渐回归大陆,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激动的事情。老师的耐心、远见以及慷慨最最令我印象深刻,尽管有时候我私底下也很自私的担心以后见到老师就更困难了。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问题,他在上海的寓所比香港和美国的小很多,气氛也比较私密,也很容易见到老师。但搬到庙港后就不是很容易见到他了。

 

我们照例是每年一次从美国来中国看他,通常呆一周左右。由于太湖大学堂的建筑项目巨大,非常耗时;来自全国各地来拜访的客人也非常多。几年后,我们几乎只能在晚餐时见到老师,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非常之少。讽刺的是,我退休后,当老师邀请我搬去太湖大学堂,继续我的禅修时,我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留在美国,没有与他在一起。

 

另外,当然老师也逐渐老去。我违反了他最基本的教义之一,坚持认为他是一个超越生命的人,通常的自然法则并不适用于他。我可以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老,但他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,他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也知道得比别人多。他甚至向我们描述了衰老的过程,他到了什么程度,以及它有多么困难和痛苦。他一再告诉我们,他不会永远陪在我们身边——事实上,真的没有很久。然而,我总是说服我自己,这只是他修行和教化的一部分,他永远都会和我们在一起。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,我只是对时间越来越短的警告置之不理。

 

很难用这样一篇短文来形容老师在我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。他不只改变了我看中国的角度,也改变了我整个生命的意义和使命。他使我相信人类历史是相关的,我们永远都可以从中学习。过去的智慧并没有被现在的发现所取代,或使之与现在无关。事实上,今天所发现的很少是古人不知道的,过去教过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科学所发现的东西。他向我展示了,我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中国历史、文化和成就的深度;人类文化、社会组织和政治领导的使命,应该比追求个人欲望的自由更重要。

 

他教化我们,并通过自身做示范来教育我们--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慈悲、纪律、决心和智慧。他因材施教,而不管我们来自何处。尽管这些年我错过了很多他的课程和教化,但我还是从老师那里受益良多,我想因为他对我的改变,我身边的很多人也间接受益。我会永远感激和老师相处的时光和在老师身边的人们。

我承认,我依然非常的想念他。

 

注:作者Marshall P. Adair,中文名字:艾德,1948年生于美国,任职美国外交官35年,曾任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总领事,美国国务院欧州事务副助理国务卿。1999-2001年,担任美国退休外交官协会主席。退休后两年,作为退休外交官代表任职于美国外交协会理事会。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。已出版著作:《WatchingFlowers from Horseback》《55 Years in the Service》。本文源自刘雨虹先生编辑、台湾南怀瑾文化事业公司2018年3月出版的《百年南师》一书。照片由作者提供, 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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