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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货第十七
---论语别裁


以《论语》全书二十篇而言,最后的几篇等于作结论了。尤其这里第十七篇,是上论第七篇《述而》的引申,所讲大都是孔子为人处世的重点,后世用来作为借镜。古人所谓借镜,普通人是用镜子来照衣冠仪容是不是整齐,人生就是用前辈作镜子反照自己,也就是效法、警惕的意思。

这里用来借镜的重点,是人生的出处,在古书上“出处”这个名词,很多地方可看到,现在很少人用了,意思是人生的第一步,要如何起步?人生的第一步很重要,如果第一步走错了,就会永远的错下去。在历史上,在个人,这种例子很多,所以人生的出处,对于过去的知识分子,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如宋朝辛弃疾(稼轩),在宋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,他比岳飞迟一点,差不多与朱熹同时,山东人,很有学问。当时元朝还没有起来,北方为金人所据,他有豪侠之气,文武全才,不受一般的习俗所规范,(以现代名词来形容就是太保,不过本质上并不是现代行为不良的太保。)十九岁的时候立志报国,和许多青年,要反抗金国,光复国土,而号召到几千人起义,然后占山打游击。他曾经认为某个人有将才,推荐给南宋,不料这人叛变了,他听到消息后,单枪匹马,闯到敌人的阵地里,把这个叛徒抓回来。从这件事看起来,他的武功胆识都不简单。后来他带了一万多人,渡江回到南宋来。可是他和岳飞的志向是一样的,天天想恢复国土,赶走金人,南宋始终没有重用他,而成为了有名的词人。凡是讲到文学,讲到宋词,没有不提到他的。

我们就看他一生的出处,年轻时是“太保”,充满了豪侠之气,文武全才。中间起来打游击,能在敌人的区域中带上万人渡江过来,向南宋上了几次恢复国土的计划,可是南宋的君臣不想北伐,没有采用他的意见。后来成了有名的文学家,也是有名的理学家。在南宋做官时,因为才气太高,受了很多打击,几次免官,人家检举告发他“贪财好色”四个字,但都是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。”他不在乎,下台就下台。可是每次碰到地方上出了问题,兵变了或政治上出毛病了,又起用他,调去平乱、整顿,他去了以后,不到几个月就把这些事办好了,他的才具之大,由此可知。我们今天提到他,就是因为他始终抱定了立身出处要正大,不管表面的行为怎样,他的立身出处则始终是正大的。这一点在他晚年的诗词里,就看到很多,其中当然也有牢骚,可是站在文学的立场,看他的成就那么高,修养好,儒、释、道三家无不晓通,虽有牢骚,到底情有可原,就是这样一个怪人。我们现代如果认真研究历史,鼓励青年们效法辛弃疾这一类的人,也是有道理的。

我们讲到出处两个字,来看看他的词,其中有一阕就说:“出处从来自不齐,后车方载太公归;谁知孤竹夷齐子,正向空山赋采薇。黄菊嫩,晚香枝,一般同是采花时,蜂儿辛苦多官府,蝴蝶花间自在飞。”这是他到南方以后,年纪大了时的作品。我们看这首词的上半阕,他说,人生的出处,第一站出来,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是一样,各人可以不同。他引用周代的历史,文王找到姜太公,非常礼遇,马上把自己的尊贵座位让给姜太公坐,自己驾车,把他请回来。致周代政权八百年的稳固,王业的成功,计划都出于太公之手。可是同样的时代,有伯夷、叔齐,连皇帝都不愿当,逃隐到最后,硬是饿死在首阳山,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两句诗:“有人辞官归故里,有人漏夜赶科场。”人的志向各有不同,有人要入世,有人要出世,有人面对千万两黄金,看都不看一眼,有人见到区区几百元,眼睛都发亮,各人出处不同。

这是讲出处方面,站在纯文学的角度看,并不是一阕特别好的作品,这是文学境界牵涉到学说思想的词,所以在他的集子里是有名的作品之一,一般人学他的词也很难学。人们提起文学家,每每先提到苏东坡,他是运气好,名气太大了。在时间上说,苏东坡比他早,是他的前辈,不过有人认为辛弃疾的词,因气派不同而超过了苏东坡。而辛弃疾的一生,少年公子、太保、游击队领袖,尝过流亡部队生活,当过将领,当过地方政治首长,什么都干过,声色犬马,好的坏的他都有,所以作品中有多方面的东西,气派完全不同。

有关立身出处的问题,在宋、明以后,又盛行一个新名词(当然,在现在看来,是旧文学的名词。)叫“出山”,就是因为有了尊重隐士、处士的风气所形成。杜甫诗所谓“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浊。”便已有这种含意。讲到这里,我又想起我的老师袁先生,题灌县灵岩寺的一副对联。灵岩寺靠近都江堰的灌口,先秦时代,西蜀太守李冰父子修建了灌口——都江堰,自有了这个扬子江上游的伟大水利工程之后,一两千年来,才有成都天府之国的农田水利。所以四川人为了感戴李冰父子,在灌口修建一座二郎庙,永远留给后人馨香膜拜,威灵显赫,无尽敬重。袁老师的上联是:“溉数万顷良田,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清,好个比邻秦太守。”下联是“揉千七则藤葛,不说话亦堕,欲说话亦堕,拈与胡僧阿耆多”。下联是禅门公案,不去管它。上联所说“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清。”借此为颂扬秦太守李冰父子的千秋功业,实在可作为千古名臣出山从政的最好典范。

我们为什么讲辛弃疾和他的出处?因为《阳货第十七》这一篇书,大部分都是讲孔子的出处。我们如果把辛弃疾这阕词中上半阕四句话的观念,都记住了,然后研究到了《论语》第十七篇的一半,就可以用辛词这四句话,作这篇上半篇的结论。现在再来看《论语》本文。

阳货的火腿

阳货欲见孔子,孔子不见。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,而往拜之,遇诸涂。谓孔子曰:来,予与尔言。曰:怀其宝而迷其邦,可谓仁乎?曰:不可。好从事而亟失时,可谓知乎?曰:不可。日月逝矣,岁不我与!孔子曰:诺,吾将仕矣。

这里“豚”应该多一点写作“ ”,念“斫”的音,是蹄膀。但现代的国语念成“屯”音,写法就该是“豚”,为小猪,即广东人的烤乳猪。照道理,这里应该是“ ”,一个蹄膀,等于一只火腿。

阳货的相貌很像孔子,所以孔子在陈蔡之间,被人误认是阳货,把他包围起来,要杀掉他。阳货是鲁国一个大坏蛋,一个奸臣,可是很能干,总想拉拢孔子,有所企图,因此他想要见孔子,孔子始终不和他见面,都推掉了。后来有一天他去看孔子,没有见到,就留下一只火腿送给孔子。在古代送礼,不像现在这样随便的,阶级不同,送礼的方法和内容也不同,等于现在国际间外交礼节的赠勋,因受勋人的阶级不同,所送的勋章类别等级也不同。这次阳货送了孔子火腿,是厉害的一手——你不见我,我却要见你,你看不起我,我却看得起你,这使孔子棘手了。怎么办?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孔子这位圣人,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呆板,他也有一套的。大概先让他的学生做一个情报,打听一下阳货的行踪,趁他不在家这一天去回拜,留一个名片不失礼。不料在路上又遇到了阳货,孔子再也没有办法避不见面了。阳货就对孔子说:“来,予与尔言。”我们看这个文章,古文写得很简单,但是就和白话文一样,表现出阳货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态。于是他对孔子提出第一个问题,有一个人满腹经纶,有学问、有大志,像袋子里怀了宝贝一样,可是碰到自己国家那么动乱,却不肯站出来,用他的经纶救世救国,在一边袖手旁观,你孔子是一天到晚提倡仁道的人,你看这样一个人,可以说他仁吗?孔子说,这样是不对的,不能说是仁的。孔子这下吃瘪了。阳货又提出第二个问题问孔子说,一个人有思想、有办法,才能很大,可以为国家做事,可是每每失去做事的机会,甚至机会找上门来他都不要,你孔子说说看,这个人算是有智慧吗?孔子说,这样也不对的。

在第二个问题上,孔子又吃瘪了。由此可见阳货是个大政客,他并没有直接说孔子不对,只提出这样两个问题。在孔子作了答复以后,他就对孔子说,太阳、月亮天天不停的在运转,时间很快就过去了;人一天天在走向衰老,等年龄大了,想救世救国,精力都没有了,岁月不可能永远停在年轻阶段的。于是孔子说,对!我快要出来做事了。可以说孔子被阳货逼得没办法,好像被逼到死角去了。这是孔子见阳货的著名故事。

但是,孔子真正被他逼出来没有?这也就是孔子确定自己的一生出处。如果孔子当时点个头,可以出来和阳货同流合污,要什么可以有什么,要权力就有权力,要财富就有财富,可是孔子绝不会出来,这就是古人所谓立身出处,自己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要搞清楚。所以我借用辛稼轩的“出处从来自不齐”这名句先来点题。

其次,我们看到这个做法,自己要拿来做借镜的,我们看到许多朋友,个性非常倔强,人格又很清高,但是这样性格往往锋芒太露,不但伤害了别人,同时也伤害了自己。试看孔子,在这种地方,遇到了阳货的情形,这是孔子的态度,也是孔子待人处世的办法。

下面跟着记载孔子的话。所以我说,表面看起来,《论语》好像是一条一条,乱七八糟的记载,互不相关。如果照我们这次研究的方法看,它的内容是连贯性的,孔子的学生们编辑这本书,并不像会议记录或谈话记录一样,而是一种连贯性的编辑。下面这两句,本来好像与阳货的事情连不起来的,现在我们了解了他的方法,就看得出来,下面的话,正是阳贷这件事的注解。

《三字经》与孔子

子曰: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

曾经提到过,要了解中国文化,《三字经》和《千字文》这两本书非常重要。一个美国人跟我学了一年《易经》,然后用英文写了一本关于《易经》的书,在美国各大学应用。这位美国朋友说,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,我们年纪都太大了,应该把下一代培养起来,于是把我最小的一个孩子带去了,当年才十二岁。不过每年暑假都回来,习毛笔字,读中国的四书五经。在美国已经读到高中了,最近写信回来告诉我,在美国课余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,他说愈读愈同意其中的道理,并要我把“性相近,习相远”这两句,特别加以解释。这两句话就是来自《论语》,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了《三字经》,我们这一代,一开始就读这本书,现在的学生,对这本书是不是能够完全解释明白,还是一个问题。我始终赞成小孩子在课余要背诵这本书,到长大了拿出来,一点一滴都有用。

“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这两句话,表面上是解释人的心理。人的性质虽有相近之处,但发展方向各有不同。在教育上就看得到,现在大学联招分组的办法,问题实在很大,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每一科系的真正内容,考试之前对自己的性向也不清楚,结果考取被分发之后,才发觉自己并不适宜这个科系。这就是糟蹋人才。现在的所谓性向,不是性相。“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人的性质相近,但是各人兴趣不同,习惯也不同。譬如说一个人的个性,硬是不喜欢这一套,可是硬把他拉到这一门工作上,慢慢习惯了,就与原来个性的兴趣越来越远。这还是表面的解释,照这样说法,用来作孔子与阳货见面的解释,等于拿孔子的话自己作声明,他们都希望孔子出来做官,后来孔子硬不出来。各人兴趣不同,习性也不同,没有办法与这个时代社会沟通,不受时代环境影响,自己始终超然独立地站住,这就是“性近”、“习远”的道理。这种修养是很难得的,这是连着上文的说明。此外我们单独研究这两句话,问题大得很。就是孔子讲到形而上道了。何谓“性近”“习远”?这个性字,在现代哲学思想上,也可以说是指人性。什么是人性?是个问题。根据中国文化,都用孔子的话,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”就是说人的原始,都很善良,没有坏人。关于性善、性恶的问题,我们已经提到过的。孔子在这里讲的性,虽然是有了生命的后天之性,但人一生下来,在婴儿阶段的天赋之性,还近于先天的本性,总是善的。“习相远也”,后来的习惯一来加上,越变越与天赋之性相远了。拿事实来看,我们每人个性,本来的善良的,习惯很容易学坏。这习惯对人是很重要的,环境会改变人,所以在教育思想上,对这六个字就要特别注意。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人习惯了以后,离开本来的善良、纯洁越远,嗜好越来越大。所以对于自己的修养,不管是做什么事,乃至出将入相,富到拥有千万美金,而能保持原来朴素的人非常少。这是学问的道理,须要高度的修养。往往本性是相近于道,习惯越来越坏,把自己变得远于道了,这是要注意的。因此:

子曰: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

这就是连接上面的意思,上面是讲性的相近,一般人没有基本的中心思想,容易受环境影响,习惯越多,距离自己本性越远,下面就说只有上智——第一等智慧的人,与下愚——最笨的人,不会受环境影响。最聪明人自己有思想,有见解,有中心主张;最笨的人,影响他不了。除此以外,世界上都是像我们一样的人,最糟了,说聪明也笨,说笨也聪明,聪明又笨,这一类人最易受时代环境影响。像我的家乡,有些靠海边的穷家小户,一年到头都是在海滩拣一点最坏的蚶和红薯干,放点盐,喝稀饭。有一次,一位这样的穷人说,假使有一天发了财,餐餐都要吃某人家那样的豆腐干。他的欲望就是那么大,再好的给他吃也受不了,这也可以说就是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”。有一天来了一些乡巴佬,我拿很好的外国巧克力糖请他们吃,他们走了以后,在桌椅下扫出许多巧克力糖来,原来他们吃了觉得是怪味道,丢掉了,我这才发现自己又错了,这也是“上智下愚不移”的道理。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哲学:真正第一等聪明的人,是世界上最笨的人;真正笨到绝顶的人,就是第一等聪明人。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矛盾,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了解,所以人不须要玩弄聪明,喜欢玩弄聪明的人,最后还是失败的。

同时,我们也可以看出把上面这两条放在这里,作为孔子见阳货这件事的结论,是非常好的说明,等于替孔子自己解释了。一个人立身出处非常重要,绝不可以受环境影响,绝不受外来的权势、利益诱惑而变更初衷,要始终“确乎而不可拔”才对。

子之武城,闻弦歌之声,夫子莞尔而笑曰:割鸡焉用牛刀?子游对曰:昔者,偃也闻诸夫子曰:“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子曰:二三子!偃之言是也,前言戏之耳!

武城是一个地名,孔子学生子游在那里做首长。一次孔子到了那里,听到弦歌之声。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高级方法,而子游却用这高度的文化礼乐在教育老百姓。孔子嘴巴一咧,比微笑又大一点的这么一笑说,子游真滑稽,在这样一个小地方,用这种高级教育来教育老百姓。等于杀一只鸡,动用牛刀,过于小题大作了!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子游,子游马上对孔子不客气了,立即来质询孔子说,老师,以前你不是常告诉我们,有知识的上等人要求学,学道后,能够扩充仁慈的胸襟,更能够爱人;低能的小人物更须要教育,更须要学道,因为低等的人学道就懂道理了,指挥起来就更方便,更怕是不懂道理。教育的目的在此,第一流头脑受了教育更好,下等人受了教育,自己好,对人也好。这个话,是你教育我的啊!我今日出来当地方首长,作之君,作之亲,作之师,我应该教育他们啊!孔子听了这话,立刻收回刚才的话,告诉身边的其他学生,你们大家听好,子游的话是对的,我刚才是开玩笑说笑话的。孔子这一下真是错了。我们不必像古人一样,把孔子塑造得那么好,孔子也是人,有时候也会说个笑话。或者不经过大脑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的。由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无所不谈,老师对的就是对的,不对的就给他退回去。

这一段放在这里,是文章上一个波浪,也和《阳货》这一节有关系,怎么说有关系?孔子这个时候,本身用不着出来了,他培养后一代,只希望自己这一班学生能够有所作为,对社会、时代有所贡献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本篇编辑的用意,把子游出来为地方行政首长的事放在这里,说明了孔子用不着自己出来了,但是真的不愿出来吗?不然,这是出处的问题。下面问题就来了!

孔子与子路唱双簧

公山弗扰以费衅,召,子欲往。子路不说,曰:末之也已,何必公山氏之之也?子曰:夫召我者,而岂徒哉?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!

公山弗扰是一个人,公山是姓,弗扰是名,费是地名。公山弗扰在费这个地方叛变了,独立了。这时鲁国的季家三弟兄,势力非常强,而季桓子的部下又叛变了。春秋时代的末期,发生种种叛变,社会非常混乱。公山弗扰叛变以后,使人来请孔子去帮忙,据说孔子准备去,子路大为不高兴。我们知道子路有好几次对老师不高兴,这次又大为不高兴了。他们师生之间感情有这样好,而彼此又这样了解。这次子路说:末之也已,(这个“末”字有人说古书上印错了,应该是“未”字。“之”字是至的意思。)老师你没有地方去了吗?什么地方不能去?公山弗扰这样一个叛变的人,令人看不起的人,你还要到他那里去吗?孔子说,他要来请我,我也不是主动的,假使有人肯真正用我的话,能听我的话,“吾其为东周乎!”这句话有两个解释,一是孔子说,我可以把这个时代挽回,仍然拥护东周;一是东周的文化可以重新在这个地方兴起来。实际上孔子去了没有?子路发了一顿脾气,并不是子路把他挡住,他本来是逗逗学生说想去,事实上,他绝不会去的。但子路这个人比较直爽,一听以为孔子真的要去。有好几次都是如此,像上论提到过,一次孔子说想要出国,子路就马上要跟着走了。这一次,子路也是听到了便跳脚,马上向老师提出反对意见。为什么我又说孔子不会去呢?且看下段分解: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:能行五者于天下,为仁矣。请问之。曰: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,宽则得众,信则人任焉,敏则有功,惠则足以使人。

这一段就是说明孔子不会去的理由,尤其对这些不以正道取得政权的人,他更不会理这一套。子张问仁,孔子这里是说仁的作用。他说五个条件都做到的,可以称作仁。子张问哪五个条件?孔子说: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在古文这五个字很简单,拿现在来说,就是五条原则、五个目标或守则。第一个恭。对自己的内心思想、外表行为等,要严肃的管制,尤其一个领导人,对自己的管理,特别重要。第二个宽。对人宽大,所谓宽宏大量,能够包容部下、朋友所有的短处及小过错。第三个信。能信任人,有自信。第四个敏。就是聪明敏捷,反应快。第五个惠,更重要,恩惠,以现在说,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就是恩惠的一种,但不要把福利看成是全部的惠。待人要有真感情,对年轻的视同自己的兄弟儿女,对年纪大的视同自己长辈,不是手段,要出自真心的诚恳。这是作人做事五个基本条件,假使做到了,随便在哪个领域做事,都有用处。

下面孔子说的理由,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对自己管理得严肃,既不欺负人家,自己也不会招来侮辱。能够宽厚待人,部下自然拥护。信人自信,则任何人都可以用。处理事情头脑清楚,反应快,就容易有功绩。最后,最重要的,人与人之间必须具有真的感情,很诚恳的感情,彼此才可以相处,共创事业。

下面讲到另外一个人,可以看到当时鲁国的政治,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,每个国家的混乱:

佛肸(佛音弼,肸音细)召,子欲往。子路曰: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: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,君子不入也。”佛肸以中牟衅,子之往也,如之何?子曰:然,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?磨而不磷,不曰白乎?涅而不缁。吾岂匏瓜也哉?焉能系而不食!

佛肸是一个人名,也是一个叛变的人,同样也请孔子去,孔子准备去了,又是子路反对。他提出来说,老师,你从前教育我们的,受国家和长官的培养,结果做出许多不对的事情的人,不能来往,这种人所管辖的地方都不去的。而佛肸在中牟叛变,独立了,你现在却想去这样的地方,这又是什么道理呢?孔子说,是的,是有这个道理。但是你知不知道?一个很坚固的石头,像金刚钻一样,随便你怎么磨它,也不会碎。一块真正无瑕的玉,无论如何也染不黑的。孔子这两句话,就是告诉子路,一个人如果有真正的内涵,则任何一种环境,任何一个时代,都始终站得住。孔子又说我总不能像那个匏瓜一样,永远挂在树上,不给人吃的。这是他跟子路开玩笑了,也就是告诉子路,他只是说去,实际上是不会去的。换句话说,假定真的去,那么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站得住而有所建立,并且是有心想挽救这个时代的,不能够永远挂在树上,像匏瓜一样只给人当样品一般欣赏而已。

这几段连下来,我们就了解这一篇,主要讲人的立身出处,孔门弟子就用孔子自己本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一个道理。下面就是这个道理的发挥,讲立身出处完成一个人格的不容易。

正反相依

子曰:由也,女闻六言六蔽矣乎?对曰:未也。居!吾语女: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。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。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。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。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。

这段话并不一定是子路问孔子以后,他马上告诉子路的,而是平常教育子路的,编撰《论语》的人把这几段安排在一起,烘托出一个思想系统,使我们看得更清楚。所以在这里是孔子问子路,有没有听过六句话,就是说六个大原则,也同时有六个大毛病?子路说,我没有听见过。那么孔子很郑重的对子路说,你站好,我告诉你,仁虽然好,好到成为一个滥好人,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,是非善恶之间分不清,这种好人的毛病就是变成一个大傻瓜。有许多人非常好,仁慈爱人,但儒家讲仁,佛家讲慈悲,盲目的慈悲也不对的,所谓“慈悲生祸害,方便出下流。”不能过分方便,正如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就是这样,乃至本身修养也是如此。仁慈很重要,但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,有时帮助一个人,我们基本上出于仁慈的心理,结果很多事情,反而害了被帮助的人。这就是教育的道理,告诉我们作人做事真难。善良的人不一定能做事,好心仁慈的人,学问不够,才能不够,流弊就是愚蠢,加上愚而好自用便更坏了。所以对自己的学问修养要注意,对朋友、对部下都要观察清楚,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某人不仁慈,实际上是对这人有帮助。所以作人做事,越老越看越惧怕,究竟怎样做才好,有时自己都不知道,这就要智慧、要学问,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: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,而不好学,(这就是我们强调过的,在讲第一篇《学而》时所说,学问并不是知识,而是个人做事作人的修养。)它的流弊是荡。知识渊博了,就非常放荡、任性,譬如说“名士风流大不拘”,就是荡。知识太渊博,看不起人,样样比人能干,才能很高,没有真正的中心修养,这种就是荡,对自己不够检束,这一类的人也不少。

第三点:“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。”这个问题来了,这个“信”到底指哪个“信”?假使指信用的信,对人言而有信,这还不好?假如好信不好学就是贼——鬼头鬼脑,这怎样解释呢?对人对事,处处守信,怎么会鬼头鬼脑?这里的“信”,至少在《论语》里有两层意义:自信和信人。过分的自信,有时候发生毛病,因为过分自信,就会喜欢去用手段,觉得自己有办法,这个“办法”的结果,害了自己,这就是“其蔽也贼”。

第四点“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。”像绳子绞起来一样,太紧了会绷断的。一个人太直了,直到没有涵养,一点不能保留,就是不好学,没有修养,它的流弊要绷断,要偾事。脾气急躁的人会偾事,个性疏懒散漫的人会误事,严格说来误事还比偾事好一点,偾事是一下子就把事弄砸了。所以个性直的人,自己就要反省到另一面,如果不在另一面修养上下功夫,就很容易偾事。

第五点“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。”脾气大,动辄打人,干了再说,杀了再说,这是好勇,没有真正修养,就容易出乱子。

第六点“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。”就是直话直说,胸襟开阔,同第四点好像差不多,直爽的人说真话,心肠直,所谓一根肠子。刚的人一动脸就红了,刚正就不阿,好刚的人不转弯的,绝不转变主见。个性很刚的人,若不好学,他的毛病就成狂妄自大,满不在乎。

这六点要特别注意,每个人可以把《论语》这一节原文写在笔记本上,或写在案头,随时用来反省自己,作为一面镜子。这六点也就是人的个性分类,有这样六种个性的人。这六种个性都不是坏事,但没有真正内涵的修养,就都会变成坏事,每个人的个性长处不同,或仁、或知、或信、或直、或勇、或刚,但不管哪种个性,孔子告诉我们,主要的自己要有内涵,有真正的修养,学问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,然后征服自己,把自己变过来。但要注意并不是完全变过来,否则就没有个性,没有“我”了,每个人要有超然独立的“我”。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,一个人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,短处也是长处,长处与短处是一个东西,用之不当就是短处,用之中和就是长处,这是要特别注意的。教导部下和子弟也是这样的,性向一定要认清楚,一个天生内向的人,不能要求他做豪放的事,一个生性豪放的人,不能要求他规规矩矩坐在办公室。要知道他的长处,还要告诉他,帮助他去发挥。孔子这段话,特别提出来告诉子路,实在对机而教。六言六蔽,相对的则有十二种性向典型,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知、仁、勇、信、直、刚的因素都具备了,不过还要从这些地方,用心涵养,这就是学问之道。

说到修养,下面孔子又提到诗了:

重论诗教

子曰:小子,何莫学夫诗?诗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,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、兽、草、木之名。

孔子在这个地方点出,讲学问修养必须要读诗,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,中国上古的文化,不像西方的文化把宗教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,中国上古文化注重于诗的文学境界,它有宗教的情感,也具有哲学的情操,上古的诗,就包括了现在所讲的整个文艺在内,所以孔子告诉学生们,修养方面,多注重一下文学的修养。我们翻开历史,中国古代的文臣武将,每人文学境界都有基本修养,从正史上看,关羽就是研究《春秋》学的专家;岳飞等人,学问都是非常好的,都有他们文学的境界。退休的朋友们走这个路线是不错的,不然就去研究宗教,最怕是退休闲居的人,自己内心没有一点中心修养,除了工作以外就没有人生,很可怜,所以学一种艺术也可以,自己要有自己精神方面的天地,这是很重要的。

所以孔子说,你们年轻人,何不学诗?

诗“可以兴”,兴就是排遣情感,人的情感有时候很痛苦,人生有许多烦恼,对父母、妻、儿、朋友都无法说的,如果自己有文学或艺术境界,再不然就写写毛笔字,乱画一阵,也把怨气画去了,绘画也好,诗词更好,所以诗可以兴。这个兴是兴致,就是一切感情的发挥。

“可以观”,在诗的当中可以得到很多道理,得到很多启发。对自己的诗,也可以看出自己思想的路线与情绪。看一个人的作品,大致上就可以断定作者的个性。说写字吧,过去就名为“心画”,同样的毛笔,一万人写同样的字帖,可是一万人写出来的都不同。所以中国人看毛笔字,可以知道写字者的个性,寿命的长短,前途的祸福,现在发现钢笔字、铅笔字一样可以看出人的个性。“观”就是这个道理,从作品中可以了解人。

“可以群”,也可以合群,自己调整心境,朋友之间、社会之间,可以敬业乐群而不孤立,所谓以文会友。

“可以怨”,这很明显的,有了文学的修养,可以发牢骚了,有时心里的苦闷没有办法发出来,压制在里面,慢慢变成病。脾气大的人、情绪不好的人,心里很多痛苦压制下去,往往得肝病、精神病,所以须要修养,可是修养并不是压制,是自己疏导,不能疏导也不行,人的牢骚往哪里发?会作诗就可以发牢骚了。有文学艺术修养,在文学艺术境界上可以把牢骚发泄掉。

“迩之事父”,近一点可以孝顺父母。怎样孝顺?有艺术修养,侍奉父母,则有乐观态度。

“远之事君”,远大一点可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。

最后一句话,因为喜欢在文学方面多研究,喜欢诗词,就“多识于鸟、兽、草、木之名。”知识渊博了,等于学了现在的“博物”这一科,什么都知道了。我们要知道,孔子的时代,工具书是绝对没有的,就靠一些诗才知道。工具书从唐宋以后才有编辑;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是民国时代,根据《渊鉴类涵》、《佩文韵府》这些类书编的,而这类书都是后世才有。例如晋代左思作《三都赋》,花了十年的时间,并非是文章难作,而是当时没有类书。所谓虫鱼鸟兽、人物等等,资料难以收集,何况远在春秋时代。孔子当时所以特别提倡学诗,也是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知识。这是孔子教学生们一定要学诗的道理。

面壁而立的悲叹

子谓伯鱼曰:女为周南召南矣乎?人而不为周南召南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!
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是诗经中《国风》的两篇诗。孔子告诉他的儿子伯鱼说,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两篇诗?为什么要研究?就是上面说的一些大道理,诗有这样多好处。他说一个人知识不渊博,文学修养不到最高的境界,等于正面对着墙壁而立,墙外面什么也看不见,背后有什么更看不见,就是文盲、白痴了。

说到这里,可以介绍很多东西的,就讲文学境界中诗的牢骚,随便举个例子:宋代爱国诗人陆放翁的诗,就有很多牢骚,对国家世事很多忧虑,爱国热情无法发挥,在他的诗集文集里,可以看到很多;岳飞的有限遗著中也有很多牢骚;再说文天祥的诗词中,也看到很多牢骚。不论古今中外,每个时代,人生的痛苦,尤其想有所贡献于国家社会的人,所遭遇的痛苦,比普通人更大更多,多半见之于诗词之中。前面提到的辛稼轩,他有一阕有名的词,仅举半阕,就看出他有多少的痛苦与牢骚:“追往事,叹今吾,春风不染白髭须,却将万字平戎策,换得东邻种树书。”这是下半阕。上半阕是描写他的生平,年轻时壮志凌云的气魄;这里则回想过去,感叹自己,现在老了,头发白了,胡须白了,再没有青春的气息,能把自己的白发恢复年轻,回不去了。现在干什么呢?当时南宋不敢起用他,自己住在乡下,他写给南宋的报告,论政治、谈战略,好几篇大文章,如今没有用了,只好拿到隔壁邻居的老农家里,去换种瓜种菜的书。这里面岂不有牢骚?而且牢骚很大,可是他绝不掩盖自己心里的牢骚。他非常平淡,要我贡献就尽量贡献,不需要贡献则不贡献,是牢骚也非常平淡。因为他艺术文学的修养太高,把人生看得很平淡。像这些情感,他的诗词里太多了。看了以后就懂了人生,也懂了历史。古今中外一样,看通了人生,了解了人生,就会更加平淡、更愿贡献给社会。像辛弃疾的一生,所遭遇的打击太大了,照我们现在人的修养,可以造反了。这样一腔爱国的热忱,他带到南宋来的部队,却被解散了,他都受得了,而能淡然处之,虽然怨气填膺,但不像普通人一样动辄乱来,就因为他的目的只在贡献。现在我们举他这个例子,就是说诗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的道理。

礼乐的基本精神

下面就是结束上面的:

子曰: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

孔子动辄教人学礼乐,这个礼并不是普通的礼貌,所以我们强调说它就是文化的精神、文化的哲学。孔子这里说,礼,并不只是送火腿,这是情礼的一点表达而已,主要在文化的精神,乐也并不只是唱歌跳舞,是把人的精神,升华到永远乐观的境界。

这几段连起来,就归到人生出处。第一步站出来要慎重考虑,并不是说有机会就抓。既不随便站出来,则自己立身,作人总要作的,事业可以不做,官可以不做,人总要作的。所以刚才说要知道六言六蔽,要学诗,以及如何才是礼乐,都是教人晓得立身,如何站得住,知道自己如何作人,这些基本修养要做到的。

摆虚架子

子曰:色厉而内荏,譬诸小人,其犹穿窬之盗也与!

这句话在文字上很容易懂。是说有许多人,在外表的态度上非常威风,非常狠,而内心则非常空虚。孔子对这类人下了一个结论,说他们相当于低级的小人,譬如一个小偷一样,在被人抓到时,嘴上非常强硬,而实际上内心非常害怕。孔子这句话所指的是当时——春秋战国时代,许多大人先生们,往往犯了这种变态心理。我们知道,一个人内心没有真正的涵养,就会变成“色厉内荏”,外表蛮不在乎,而内心非常空虚。有时我们反省自己,何尝不会如此?坦白的说,有时生活困难,过着“穷不到一月,富不到三天”的日子,表面上充阔气,内心里很痛苦,也是“色厉内荏”的一种。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做,一个人好就是好,穷就是穷,痛苦就是痛苦,从历史的法则上看,当领导人,更不可这样。

像唐明皇这个人,少年了不起,中年了不起,晚年差一点,也是感觉到手下没有人才。举两件唐代的历史,就可以了解。唐明皇早年用了名宰相张九龄和韩休,都是他所相当敬畏的人,所以他的初期功业很了不起。对于唐明皇与杨贵妃这一段,后人写历史把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,好像唐明皇宠爱了杨贵妃,才一切都完了,这个话并不公平。有些精明的皇帝,宠爱女人的也很多,并不致于像唐明皇一样,所以问题还是在皇帝本人。唐明皇在他宗族的排行,是老三,所以浑名也叫李三郎。他有时候作了一点错事,马上问旁边的人,韩休会不会知道。往往他的担心还没有完,韩休的谏议意见书就到了。旁边的人说,你用了韩休以后瘦多了。唐明皇说,没关系,瘦了我,肥了天下就好。后来他宠爱了杨贵妃姊妹,又喜欢打球、唱戏,也可以说是心理空虚,找刺激。

但这事是在唐明皇中年以后,所以晁无咎有诗“阊阖千门万户开,三郎沉醉打毯回,九龄已老韩休死,无复明朝谏疏来。”这是替唐明皇讲出了无限的痛苦。在安禄山叛乱以前的这一段时期,他的政府中人才少了,肯说话的人没有了,张九龄、韩休都过去了,没有敢对他提反对意见的人。唐明皇遭安禄山之乱,逃难到了四川的边境,相当于后世清代慈禧逃难一样,很狼狈、很可怜,他骑在马上感叹人才的缺乏,便说:现在要想找像李林甫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。而历史上公认李林甫是唐明皇所用宰相中很坏的一个,说他是奸臣。这是唐明皇感叹连李林甫这种能耐、这种才具的人才都找不到。旁边另一谏议大夫附和说:的确人才难得。唐明皇说:可惜的是李林甫器量太小,容不了好人,度量不宽,也不能提拔人才。这位谏议大夫很惊讶的说:陛下,您都知道了啊!这时唐明皇说:当然我知道,而且早就知道了。谏议大夫说:既然知道,可为什么还用他呢?唐明皇说:我不用他又用谁?比他更能干的又是谁呢?这就是当了主管以后,为了人才难得,有时会感到很痛苦,明知道“色厉内荏”,但是当没有人的时候,比较起来,还是好的。

古老文化社会的通病

下面跟着这一原则,讲许多人事道理。

子曰:乡原,德之贼也!

我们中国人经常骂人乡原,什么是乡原?乡就是乡党,在古代是普通社会的通称。这个原字,也与愿字通用。原人就是老好人,看起来样样好,像中药里的甘草,每个方子都用得着他,可是对于一件事情,问他有什么意见时,他都说,蛮有道理;又碰到另一方的反对意见,也说不错。反正不着边际,模棱两可,两面讨好。现在的说法是所谓“汤圆作风”或“太极拳作风”,而他本身没有毛病,没有缺点,也很规矩,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恶之间下一个定论时,他却没有定论,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样子。这一类人儒家最反对,名之为乡原,就是乡党中的原人。孔子说这一类人是“德之贼也”,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德,但他这种道德是害人的,不明是非,好歹之间不作定论,看起来他很有修养,不得罪人,可是却害了别人。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,明是非,如此才是真正的道德。

子曰:道听而涂说,德之弃也!

这是知识问题,凡事都要深入,不可道听涂(途)说。有时处理业务,对于一个人、一件事,千万不可道听涂说,拿新闻采访工作来说,在路上听到的消息要留心,但千万不可随便下定论,更不可据以发表传播,一定要先把资料找齐,弄清楚事实的真相,否则道听涂说,在德业上是要不得的。有一次我和一位哈佛大学学生谈起,说他们这个国家真危险。我对他说,你们那些国会议员,那些政策,即使有一百个我们中国的诸葛亮一样的政治家,也没有办法。你们那个样子的民主,随便哪一个国会议员都可以任意提意见,你们那些秀才们既不出门,又不懂天下事,台湾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不知道,要想靠这样的人来决定东方的政策,怎么搞得好?这些人的知识就是道听涂说,绝对不曾深入。道听涂说这句话,就是告诫我们,不管读书做学问,或者道德修养、作人处世,都要深入求证,不能胡乱相信传闻。

患得患失

子曰:鄙夫!可与事君也与哉?其未得之也,患得之;既得之,患失之;苟患失之,无所不至矣!

用这个“鄙夫”的名词好像孔子在开口骂人,等于后世骂人“匹夫”一样。这“匹”的意思,就是一个。其实这并不一定是骂人,意思只是说“一个人”或“这个人”,再白话一点就是“这个家伙”的意思。而这里所记载的“鄙夫”之“鄙”,就是“鄙俗”的意思,“鄙夫”就是没有学识的、很糟糕的这种人。如我们给人写信,稍稍带一点古文笔调写,谦虚一点,自称鄙人,但后来又有人改写作“敝人”,实际上该写作“鄙人”,而且这两个字,还要写小一点,放在旁边,以表示谦虚,自己是鄙夫。这里孔子称人为鄙夫,等于是在骂人。因为当时各诸侯之国的政坛人物,他所看不惯的太多了,他认为这些人都是鄙夫,他说这班人怎么可以主持国家大事呢?他说这些人连最基本的修养都没有,当他在功名权力拿不到的时候,就“患得之”,怕得不到而打主意、想办法,爬上这一个位置。等到爬上了这个位置,权力抓在手里了,又“患失之”,怕失去了已经得到的权力。一个大臣,没有谋国的思想,没有忠贞的情操,只为个人的利益而计较,深怕自己的权力地位失去,于是不考虑一切,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,打击同事、打击好人、嫉妒贤才等等都来了。孔子在这里就是说明私欲太大,没有真正伟大的思想、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目标,只为个人利害而计较的人,就是鄙夫。后世“患得患失”的成语,就是根据这里来的。

这几条都是连起来的,说明了一个人修养与人品,以及出来做事、为人处世的原则。下面就转了,讨论到人物了。

今古人物论

子曰:古者民有三疾,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,今之狂也荡。古之矜也廉,今之矜也忿戾。古之愚也直,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

他说上古时候的人,有三点毛病,是社会的病态,也是人类的病态。但到了现在,“或是之亡也”——“或”为“或者”的意思,“是”为“这个”的意思。这就是说如今看来也许这三项毛病,都变得更坏、更糟糕了。用一幅画来作比喻,古人的画画得这么好,但其中还有三个缺点;不过现在的艺术家,比起古人那些缺点来更差了,还够不上古人认为是缺点的那个水准,也就是说古人认为是缺点的,比现在认为优点的还要好得多了。下面孔子就讲了这三个缺点:古代的人狂,这个狂在古代并不一定是坏事,不是现代观念的狂,现代对神经病、精神病叫做狂,那就糟了。古代的狂就是不在乎的味道,但是有一个限度的。孔子说,古代的狂不过放肆一点,不大受规范;现在的人糟糕了,狂的人则荡,像乱滚的水一样,兴波作浪。古代的矜,比较自满自傲,但有一个好处,因为自己要骄傲,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,于是比较廉洁自守,人格站得很稳;现在骄傲自矜的人,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看不惯,而有一种忿怒暴戾之气。古代比较笨的老实人,还是很直爽的;现在更糟了,已经没有直爽的老实人,而社会上那些笨人都是假装的笨人,只是一种狡诈的伎俩而已。

这是孔子当时的感叹,事实上我们知道,这三点等于是观察人的六个大原则。我们读到这种地方,要特别注意,这是对于一个人的看法。很多人都讲究看相,这就是“相法”,不过这个“相法”不是看五官和掌纹,而是看神态,看他的作人做事,就看出来了。当领导别人,或与人交往的时候,部下同事狂一点没关系,有时还蛮欣赏其狂,就怕不够狂,有本事不妨狂一点。如果是狂而荡,就问题严重了,狂到不守信诺,乃至把公家的钞票用光了,对什么事情都乱来,就要不得。有才的人多半狂,爱才就要懂得欣赏其狂,不要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,自己不喜欢的,不必要求别人也这样做,但是要提防他,不可失诸荡,这个狂就是人才。

自我傲慢,有个性就是矜。自矜值得欣赏,一个人没有个性、不傲慢,就是没有味道。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个性,但有适当限度。假使傲慢而变成愤戾之气,到处怨恨,没有一个人、一件事使他满意,即使他单独自处,也会跟自己过不去的,那就过于愤戾,这很不好。愚、老实没有关系,可不要故玩老实,伪装老实,所谓“貌似忠厚,心存奸诈。”那就大成问题了。这狂、矜、愚三条,有相对的六点,外在是观察别人,内在是反观自己修养的准则,都要注意的。

子曰: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

这句话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的,现在又重复地放在这里。看起来好像是重复,实际上是一个小结论。说凡是玩嘴巴的,比上面那几种情形,更有问题,简直不可谈了。为什么如此呢?我们再把下面接下来看,就知道了。

子曰:恶紫之夺朱也,恶郑声之乱雅乐也,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

这与上面的狂、矜、愚三条有关,这三点是对的,并没有错,但是太过分了,反而不对。孔子就说,为什么自己的修养以及对待人要注意这三件事呢?他说因为“恶紫之夺朱也”。朱是红色,为正色,紫是红得过分了,最怕是紫色侵夺了朱色。他又用音乐来比方,在当时郑国的音乐最下流、最奢靡,所以孔子最反对郑声把正统的音乐搞坏了。第三,利口覆邦家,嘴巴非常会讲,可是没有真正的思想内容,乃至亡国覆家。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,要千万注意,尤其自己要注意,有才的人往往在嘴巴上不让人,不但是害自己乃至送命、连累家人,甚至覆国,古今中外历史上,这种利口覆邦家的例子非常多。这段文字看起来容易懂,刚才我说这三点与上面狂、矜、愚三点是连贯的,如荡之于狂,紫之于朱等等,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形。一个人的学问、道德、修养,最怕是成为似是而非。讲到恶紫夺朱,我们想到历史上一件事。大家都知道,满清入关兴了许多文字狱,尤其在康熙、雍正的时代,当时大家都还有反清思想,而一些地方官吏,为了迎合清帝的意思,致使文人冤枉死的太多太多了。有的为了几句诗,就大兴文字狱,当时的刑法,不但是当事人处死刑,还要灭九族。

其中就有一个与“夺朱”有关的案例,有人曾作了一首咏紫牡丹的诗,其中有两句是“夺朱非正色,异种也称王。”这位作者实际上是不是有意,无法知道,不过从文字上看,的确具有民族思想,明朝的皇帝姓朱,所以说“夺朱非正色”,“异种也称王”自然暗指清朝非汉人。这两句诗被地方官吏报上去,于是大兴文字狱。这两句诗还可以说“罪”证确凿,后来有些文字狱就很可怜了,所认定的“罪”证非常勉强,像有一个文人,在他的一本书中夹了一张字条,有“清风不识字,何以乱翻书?”两句话,被人发现报上去,说他藐视满清没有文化,也大兴文字狱。

这是今日看到“恶紫之夺朱也”这句话,而想起了清代的文字狱,都是做得太过分了。

法尔如是

子曰:予欲无言,子贡曰:子如不言,则小子何述焉?子曰: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?

孔子有一天感叹地说:“我想永远不说话了。”这句话看来好像很平常,年轻朋友们看了这句话,不会有什么感触,年纪大的人就会有所感触了,尤其到了某种社会环境的时候,真是不想讲话了,因为无话可说。所以孔子到了晚年,也有这个感叹。那么子贡就说,老师你都不肯说话,不教我们,我们将来就不懂,也没有办法阐述你的思想了。孔子就说,人何以一定须要讲话?真正的学问,并不一定是读死书的,观察天地就知道,上天曾经说过话吗?天从来没有说过话,可是春夏秋冬四时,运行分列得如此清楚,这样有规律;万物在天地之中,也照常生长。天地何曾说过什么话!这是文字的解释。

但在这里有个问题要讨论了: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中国儒家、道家思想,都是一个体系的。孔子这里提到天道,老子也非常注重天道,老子教我们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这是老子思想。现在老、庄思想,在外国无论欧洲、美洲都流行起来,身为中国人,对于老、庄思想的中英文有关书籍,须要阅读,万一有机会到外国去,也许碰到一个外国人谈起这些来,而自己身为中国人反而不知道,这是很难为情的。据我所知道,外交官中没有读过老、庄,因而在外面丢人的,已有很多。不但老、庄,外国人研究中国佛学、禅学的就有很多。这两天又来了两个学生,是比利时人,原在中国读过书,在比利时成立了东方文化中心,教了很多学生,现在碰到很多困难,一些高深的问题解决不了,回来准备补充,由政大一位老教授介绍来找我,研究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。所以老、庄方面,现在全世界的译本有好几十种,王“老子”、孙“老子”,各人的见解,各不相同。我们都知道老子他曾经说过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人在效法地,地效法天,如何去效法?天效法道,道又是什么?没有定义。道又效法自然,于是有人说,老子的思想,道以外有一个东西“自然”,而认为中国道家的思想,就说宇宙万有是“自然”的。

问题就来了。什么是自然呢?因此在外国有一派,说老子是唯物的。他们列举《老子》里的东西,作这样的说法,有一位外国的学者听了这种说法来问我。我告诉他,不但是老子,我们中国几个大圣人,都从来不谈唯物主义的,但是物质却被包括在其中了。这位外国学者就引用“道法自然”这句话来质疑,我问他是哪一本书上看来的?他说是从中国人所翻译的一个外文本子看到的,我告诉他是翻译上的错误。(我的原则,有人来讨论问题,如果说是某某人如何说,我则不表示意见,因为这已经牵涉到人,如果说书本上如此说,或有人有此说法,我才作答,因为这不牵涉到人,只是就事论事。)先说“自然”一词:我们对于“自然科学”这个名词的来源,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要认识清楚。当年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,对于“哲学”、“自然科学”、“化学”、“物理”这些名词,我们是参考日本的翻译而再译的,因为西方的文化传到东方来,大多是由日本人先翻译,我们是第二手参考日本翻译过来的,所以哲学等等名词,在日文中早已经译定了。可是日本文字,在明治维新前后,仍旧是中国文化,所以日本还是根据中国文化的意义,来翻译西方的东西,而翻得并不一定对。如经济一词在古文中并不是现在的狭义经济,而是“经世济民”的意思,不是工商经济,也不是经济时间这类来自日文的意义。所以从日文翻过来“自然科学”的“自然”,就是把物理的宇宙,定了一个名称为“自然”,这样第二手翻译过来的名词,大家习惯以后,一提到“自然”,印象中就是“物理世界”,就是唯物的自然。其次,两千多年前,印度有一种哲学思想,叫作自然哲学,那个“自然”,与现在的自然世界又是两回事了,这且不去管他。我们要知道,一如“经济”一词的借自子书学说。自然科学的“自然”,只是借用了一下老子“道法自然”这个地方的“自然”而已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读《老子》,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文化上演变的真相,从小只知道“自然科学”,自然科学的“自然”都是讲物理的,所以一看到《老子》中的“道法自然”,认为《老子》中的“自然”就是物理世界,于是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的,这实在大错而特错。

我们读哪一个时代的书,就要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,在老子那个时代,是没有“自然科学”的,所以《老子》中的“自然”是另有意义的。这位外国学者就问,我所讲的“自然”又是什么?我说你查完了《老子》,都照他的原文,不要加上我们自己的注解去找答案。照《老子》的本文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最后四字本身是一个注解,就是说道效法谁呢?谁也不效法,它自己“本身当然如此”,就是道,“本身当然如此”,这就是自其然也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。

现在学术界、思想界乱得不得了,十年、十五年以后,将是一个大问题,年轻的人真正要努力,将来的责任很大,而且自己做好了,将来的前途也很大,十年以后,中国的文化将要大大吃香。譬如《庄子》,庄子自己说他所说的话是寓言,可是现在人们一提到庄子都说是靠不住的,因为庄子说的是寓言。这观念又错了。为什么错了?大家认为庄子说的话都是空话,这是因为大家读过《伊索寓言》,这是西方神话,神话都是乱想编出来的,像科学小说一样凭幻想写的。那么我们就要注意,这只是当时我们把西方的神话翻译过来,借用了《庄子》中“寓言”这个名称,可是到了现在的教育,因为作小孩子就看《伊索寓言》,老师也告诉学生,这些神话是寓言,于是“寓言”一词的观念就变了,在现代人的印象中,凡是虚构的、乱扯的都是寓言,最后反过来,对于庄子所说的中国文化思想,也认为是虚构乱扯的寓言。现在回过头来问,庄子所说的寓言又是什么寓言?我们要了解,“寓”者“寄寓”也,譬如籍贯,我的祖籍浙江,现在寄寓在台湾,客寄说是寓,所以庄子说他讲的话是“寓言”,意思是说“我所讲的话,是打丫头骂小姐的话。”这就是寓言。有时人类的言语,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,我们仔细研究,在与人谈话时,直接讲,对方反而不懂,改为讲一段笑话,说一个故事,不等到说完,对方哈哈大笑,他就懂了。这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意见最好的办法。所以印度的因明(逻辑)有用“喻”这个办法,我们遇到很难表达的意思时,最好的办法是用笑话,用故事。所以庄子讲话的方法,往往用寓言。这是要特别注意的。我们将来弘扬自己的文化,再也不要搞错了,现在已经错得很厉害,我们要慢慢纠正它。

现在回转来讲老子的道法自然,就是说天道是自然的,自己本身当然如此。我们不要把老子的“自然”视为现代科学上的那个名词。老子教我们学天道,翻开《老子》来看,他讲了很多天道,他说到人的最高道德修养,就是效法天地,天地生长了万物给人,他没有居功,没有自私的报功,也不想占有,而且天地是平等的,好的坏的,无毒有毒,他都生长,无分别;只有生生不息,没有要求还报。人类吃了他生长的好东西,还给他的是大便,他也不生气,照样永远生长,所以人的胸襟、道德、器度能够效法天地,是最重要的。而且教我们在事业方面做到“功成、名遂,身退,天之道也。”一件事情成功了,交给了后代,就撒手不管,这是天之道也。这也就是后世中国文化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滥觞。孔子现在提到的,也就是这个精神——天道。他说,上天有什么话说呢?自然的。人的学问也好,道德也好,一切修养,先要了解自己当然是如此,我又何须多说!这是中国文化的本位文化,不管儒家、道家,都是一样的。

手挥五弦 目送归鸿

孺悲欲见孔子,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,取瑟而歌,使之闻之。

这一段古人的注解很明显。孺悲是一个人,准备来看孔子,孔子说了一次假话,叫人就说他今天生病了,所以没有出来见客。孔子学生中有执事的人送客,在将出门的时候,孔子在里面拿起瑟来弹,并且还唱歌,故意使孺悲听见。这一段古人的注解,多半和朱熹先生的一样,认为这个人可能有哪一点为孔子看不惯,得罪了孔子,所以孔子不愿意见他,但是又明白地表示讨厌他,看不起他,所以等他出门的时候,故意唱起歌来,使他听见,知道孔子并没有生病。我的观念又与古人不同了,我认为孔子并没有这个意思,但要解释起来很费时间了。问题在孔子为什么要奏乐唱歌给他听呢?假如像古人解释那样为了使他知道自己没有生病,孔子在里面说句话,或叫一个学生的名字都可以,何必奏乐唱歌呢?这问题来了。关键就在“天何言哉!”真正的学问,并不一定须要讨论,甚至是不可以言喻的。这个道理研究起来真够麻烦的。我的见解是如此,对与不对,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那么这段书什么意思呢?我们引用别家的故事,来解释这个问题。我们中国文学中有“闻木樨香否?”这故事。木樨是桂花的一种。这是宋代文学家黄山谷的故事,他是学禅的,他老师就是宋代有名的晦堂禅师。因为禅宗大师们的教育方法,是不立文字不用言语的,黄山谷跟他多年,似乎并无所得。有一天就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,露一点消息,露一点缝给他钻一钻,让他钻进去。晦堂就问他念过《论语》没有?这句话现在问年轻人不算稀奇,在当时来问黄山谷这样的人是很不客气的,很难堪的,因为古人考功名的本钱就是四书五经,都能背诵的,晦堂还问他念过没有,这给黄山谷的刺激是很大的。黄山谷答道:“当然念过!”晦堂说,你念过《论语》,其中有:“二三子,以我为隐乎?吾无隐乎尔。”孔子说的话你懂吗?晦堂大师引用了这句话,就等于说我随时随地都在教你,你自己不懂,有什么办法?黄山谷还是茫然不懂。

后来有一天,黄山谷站在老师的旁边,晦堂这位老和尚看他在身侧,摆一摆袖子,就径自往山门外走去。这时正是秋天,一路上桂花盛开,晦堂像是赏花去了,黄山谷也莫名其妙,只好在后面跟着走,晦堂故作不知的样子,走了一阵以后,回过头来问黄山谷:“闻木樨香否?”黄山谷答道:“闻。”这时晦堂就瞪着眼睛告诉他:“二三子,吾无隐乎尔。”据说黄山谷因此恍然有所悟而入了道。就是后来理学家说的,悟到了那个心性的本源。这是有名的一段禅话。事实上黄山谷的修养、诗名都很高,他与苏东坡他们几个人都蛮可怜的,遭遇王安石的种种打击,后来被贬谪到贵州的一个乡下,相当现在的区公所小干事。在古代被贬谪的大官,还要被人押解去报到,等于半个犯人,起居不自由,生活是很苦的。他在被解送的路上,才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样,真懂了晦堂老师的话,因此对于所遭受政治上的打击、环境上的打击、生活上的痛苦,都能处之泰然,还在那里对地方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。

现在我们拿这个故事来说明孺悲见孔子,而孔子不见,故意取瑟而歌,就等于是一种不言之教。这是这段书真正的意思所在。

爱的回报——孝

宰我问:三年之丧,期已久矣!君子三年不为礼,礼必坏,三年不为乐,乐必崩,旧谷既没,新谷既升,钻燧改火,期可已矣。子曰:食夫稻,衣夫锦,于女安乎?曰:安。女安!则为之!夫君子之居丧,食旨不甘,闻乐不乐,居处不安,故不为也。今女安,则为之!宰我出。子曰:予之不仁也!子生三年,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,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,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?

这提到我们中国的古礼,这个制度,现在改变得很厉害了,历史时代到底挽不回的,我们不要去管现代的情形了。孔子当时,是比较保守的,极力主张维持孝道,父母死生之间的大事,应该依照古礼。宰予,就是白天睡觉的那个学生。现在他提出一个大问题。中国古代,父母死了是三年之丧,要守孝三年,我们在几十年前,至少在搬迁来台以前,在大陆上时,许多朋友还是守这个规矩,手臂上都还戴一块白布或黑布。现在是没有了,三年变三天了。在守丧时期称制中,在名片上面,名字旁边都要加印一个较小的“制”字,表示在守丧。在古代更严重,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制度,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,做官的人,不管文官武官,也不管官做多大,碰到父母之丧,如果不马上请假还乡,那是不对的,监察御史马上提出弹劾,可以处分到永不录用的程度,是很严重的。不过有一点例外,以武将来说,他正在前方作战,假使父母死了,仍然要向朝廷请假还乡,皇帝可以下诏书,着他移孝作忠,予以慰留,这才可以不还乡。在戏剧里可以看到,有的戏里武将穿半边白袍的,就表示他是戴孝上阵,那都是皇帝特殊的慰留,国家非要这个人不可;有些是他还乡守孝以后,丧服未满,皇帝下命特别起用,名为“起复”。而起复有两种情形,一种是退休以后再起用,一种是还乡守制的人起用。古代这种政治制度,实在也有它的好处。一个人从政久了以后,离开民间太久了,对民间的情形都不知道,回乡以后,杜门思过,也不准宴客,对地方官吏都不得接触,可以深入到民间。这是中国古礼,这种社会风气、政治制度的改变,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。

古代连皇帝也要守丧三年。譬如说丧期中是不准结婚的,年轻皇帝登位前若要结婚,除非由皇太后下命令才可以。在唐代、宋代、明代、清代都有,老皇帝一死,新皇帝没有就位以前,丧事没有发布,先办婚事,第二天再发丧,否则就违犯礼制。这种古礼连皇帝都要遵守,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。

宰予现在就提出来问,我们的社会制度,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,从上古行到现在,很古老了,现在宰予说三年什么都不能动,结果什么都坏了,像稻谷一样,旧的割掉了,新的又长起来了,钻燧改火,时令也改变了,岁月换了,我看守丧一年就够了。孔子说,父母死了,你认为过了一年就可以去听歌跳舞了,你觉得心里安吗?宰予说,安呀!孔子说,你心安,你就照你的办法去做吧!并没有人勉强你,你就是过了三天就跳舞也可以,只要你心安。丧礼并不靠规定的,要每个人发乎内心的,古代文化是根据内心来,不是法律规定的。一个君子,父母死了居丧,内心思念的悲愁,吃饭都没有味道,听到音乐也不快乐,睡觉都睡不好,所以三年之中,没有礼乐。我现在问你一年能不能心安,你说能心安,那你去做好了,不必要提倡改为一年,别人不愿改,是别人的事。孔子等于给宰予碰了一个橡皮钉子,他出去了。

于是孔子告诉其他同学,宰予这个人一点良心都没有。下面孔子说的,就是中国文化三年之丧的道理了。他说,小孩子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。尤其古时是没有牛奶的时代,要三年才能单独走路,离开父母怀抱,后来二十年的养育且不去管,这三年最要紧,就算是朋友吧!这两个老朋友,这样照顾了你三年,后来他们死了,这三年的感情,你怎么去还?所以三年之丧,就是对于父母怀抱了我们三年,把我们抚养长大了的一点点还报。这是天下人类都一样的,而宰予反对,主张改为一年,像这样,宰予没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,一如父母怀抱抚养我们三年的心情。如改为一年,可以说天下没有一个孝子,天下任何一个父母,在自己孩子三岁以内的时候,那种慈爱、辛劳,照顾是无微不至的。所以中国文化,定父母之丧为三年,就是还报这个慈爱,这仅是最起码的回报,事实上父母的慈爱,并不止此,在孩子三岁以后长大了,还一直要照顾到二十多岁,所以这就看到金圣叹这个调皮的文人所说的话,有最高的道理。

现在我们拿金圣叹的意思,说说他写给儿子的信:我和你是朋友,最初你也没有指定要我作你的父亲,我也没有指定要你作我的儿子,大家是撞来的;因为是撞来的,所以彼此之间,没有交情可谈。但是话得说回来,这个老头子(指他自己)和这个老太太(指他的妻子),从替你揩大便小便开始,照顾了你二十年。这二十年,你去社会上找找看,还有没有比这两个老朋友更好的朋友?我们现在不要求你孝不孝,这些都是空话,只要求你把这两个老朋友照顾你二十年的感情,也同样照顾这两个老朋友二十年,就够了。这是金圣叹的游戏文章,也说明了孝道的真正哲学,所以中国讲孝,就是爱的回报。因此孔子说,现在的人,当父母死了而真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,像父母当时对自己三岁以内这样爱护的有没有?连这个三年怀念都没有,哪里还谈得上孝字。到了最近几十年,“孝子”的意思,是倒过来解释为孝顺儿子。这一大段是讲孝顺的,下面我们就讲到《孝经》了。

曾子根据孔子所述的中国文化,著了《孝经》,为十三经之一。在《孝经》中孝敬父母还是小孝,大孝者为大孝于天下,看天下的老百姓都如自己的父母一样,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大原则。为政的人,把老百姓视如自己父母一样孝,改一个名字就是忠。所以从事政治的人,要有孝天下人之心。以这个道德的基础,出来从事政治,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重点,也即《孝经》的基本重点。

麻将的学术思想

说到这里,就讲到人品了。

子曰: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,难矣哉!不有博奕者乎?为之犹贤乎已!

到了这里,我们看了可高兴了,孔子主张可以搓搓麻将、下棋。他说,有些人吃饱了饭,一天到晚不肯用心思。这情形大家也许见得少,在我的一些朋友中,我看得多了,有几个人,我经常笑他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。”生下来父母留给他许多的钱,吃饱了以后,不晓得怎么玩好,有时看到他很苦,苦到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,一切东西都吃厌了,一天到晚不知如何度过才好。真有这种人。孔子说这种人真难。这个话分两头解释,刚才是照文字讲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之痛苦。另一方面说,一个人如果要真正修养到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可真难,这就讲到修道了。现在有许多人讲修道,就是身外任何事物都影响不了他,坐在那里,什么都不管,庄子称他为“坐驰”,坐在那里脑子里思想不停,好像开运动会,如真做到脑子里完全宁静下来,是很难。但在这里,不能作这样解释,因为下面孔子还有话,他说一个人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。”不肯动脑筋,就真难对付,没有办法教育他了。为什么孔子有这个感叹?因为在当时的社会、政治制度下,许多富家公子少爷,都是这个情形。所以孔子说,倒不如学学下棋,还能动动脑筋,总比较好一点,最怕是不用脑筋。这个话我们现在看来,也许没有什么感觉,如果从事教育的话,就会感慨了。据我所了解的,现在的教育,学生们已经到了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的程度。大家如果不信,不妨研究一下看,现在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化思想没落了。虽然目前教育那么普及,一般人却只晓得应付考试,背死书,真的文化思想,乃至到大学里都没有,而且一年比一年差,差到无法再差了。这正如我们前面曾经讲过顾亭林的话,不妨重新再提,好加注意。当明末清初,顾亭林把明末的士大夫,分作南北两种批评,指明末所以亡国是因为:一、南方的士大夫们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”。一般人打打牌,喝喝酒,聚在一起,所谓“国家事,管他娘,没有事情打麻将。”所谈论的话,没有谈到国家思想、民族文化,至于义理之学的影子更没有,说些空话而已。二、北方的士大夫们则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。”所以他认为这样太危险了,国家岂有不亡的?这是当年历史上的士气,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有如此重要。

下面插了一段很妙:

子路曰:君子尚勇乎?子曰: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,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

子路问孔子,你都说些文的,难道一个人只须要读书,只为学问的吗?来不来武的?讲不讲勇呢?孔子说,我并不反对勇。不错,武功也要好,但是君子之勇,以义理为上,如果君子没有义理文化的修养,徒然有勇,就容易作乱,使社会混乱。如小人有勇,而没有义理文化作基础,就容易作坏事,匪盗这一类行为,都做得出来了。

因此便引出了子贡的话:

子贡曰:君子亦有恶乎?子曰: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,恶居下流而讪上者,恶勇而无礼者,恶果敢而窒者。曰:赐也亦有恶乎?恶徼以为知者,恶不孙以为勇者,恶讦以为直者。

子贡有一天问,一个君子仁人的修养,也有讨厌人家的一面吗?孔子说,当然有。那么讨厌一些什么事?孔子举了个例子,最讨厌说别人坏话的人。讨厌自己在下面对于上面都不满意,加以讪谤的人。讨厌好勇斗狠而又没有文化基础修养的人。许多学了拳的人,见面都要比划几下,是最讨厌的。奇怪得很,学武的人总是性情粗暴,乃至学太极拳的人,动辄喜欢跟人“推手”比一下,这是值得研究的,为什么一种运动,往往会把人的气质变为好勇斗狠?不过据经验所知,初学武的时候的确想打,除非学到很高的时候,才看不出来了,不想动手,也不敢动手,因为一动手就伤人。所以好勇而无礼的人很危险,令人讨厌。至于“果敢而窒”,也值得注意。有些人很有决断,很容易下决心,尤其为政当领导者更要知道,很果敢、有勇气,下了决心就干了,而把门关起来,任何第二个意见都不听的,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

子贡听了以后,说他也讨厌几件事,就是徼以为知者,有些人把自己的偏见,认为是最高的智慧,这种人真是无可救药。还有可恶的是没有礼貌,粗暴而自以为有勇的,还有口头上尖酸刻薄攻击人家,而表面上装起来是说直话的,都是可厌恶的。他们师生两人一唱一和,等于唱双簧一样,举出来的这几点,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,体会自己,也可据此以观人,如果有了这种毛病,要努力改过来。

男人与女人

子曰: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!近之则不孙,远之则怨。

有几句话,先要向女性们道歉。我以前讲《论语》就讲过的。有一次一个妇女团体要我去讲中国文化,就有一位提出这两句话来问我。我说我不敢说,我说了你们要上来打我的。她们说不打。我说你们不打,我就赞成孔子的话,这是没有办法来替妇女们辩护的。孔子说女子与小人最难办了,对她太爱护了、太好了,她就恃宠而骄,搞得你啼笑皆非,动辄得咎。对她不好,她又恨死你,至死方休。这的确是事实,是无可否认的天下难事。但问题是,世界上的男人,够得上资格免刑于“小人”罪名的,实在也少之又少。孔子这一句话,虽然表面上骂尽了天下的女人,但是又有几个男人不在被骂之列呢?我们男士,在得意之余,不妨扪心自问一番。

当然,我们还要明白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,在上古时代,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,女性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,对外界事物的陌生,知识的暗蔽,不是现代人——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所能想象的。讲到这里,我又想起以前小孩子时期的笑话,那个时候,也正是正式“小人”的时期。我们那时候读书,碰到写别字、写误字的时候,往往有人开我们的玩笑说,这是孔夫子的夫人教的。事隔几十年,到了今天,孔师母,事实上,也应该和一般女性教育家一样,真正出来当老师了。因此相反的,站在女性的立场来说,也许会讲:“唯男子与小人为难办也。近之则玩弄,疏之则恨。”试想,这也未尝不是理由。

几年前,有一位同学介绍一位提倡女权运动的同学来看我,我对此举并不反对,不过,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,似乎女权已经高了一点。倘使真能做到取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代之以女权为主的社会结构,我也很赞成。因为男人们也有男人的苦经,男人们担任社会中心的主角已经几千年了,应该退休让位,完全由女性来管事,当兵打仗,都归她们,男性应该回到家里去专管内务,做饭、烧菜、洗衣、打牌。只可惜缺了一样,男性不能生孩子,这一点反不过来,未免遗憾。

话说回来,以前的人们,常站在男性中心的立场来看女人,都有类似从“难养”的角度来看,因此见之于文字言论的也很多。宋代陶谷写了一本《清异录》的书,其中的女行门中,便录有莱州长史于义方著的《黑心符》一篇,专责女性的文章。他首先提的是历史上名女人,如吕后、武则天等等,都是拣坏的方面来说。但我觉得,如果仔细读完了《黑心符》全文,你便会哈哈大笑,作为原告的男人,说了半天,无非都是男人没有出息干的事,几乎与被告女性完全无关。我记得佛经上有一个故事,一个国王与王后反目,同来见佛,佛先站在国王的立场,说了女性许多坏处。国王听了很高兴。最后佛又说,可是人们只知道女性的不对,其实,男性的坏处也很多,于是佛又接连数说许多男性的不是之处。非常好笑。这正如吕纯阳的一首诗说:“独立高峰望八都,黑云散后月还孤。茫茫宇宙人无数,几个男儿是丈夫?”女人!男人!谁对?谁不对?我想,也同宇宙的其他事物一样,永远下不了定论的。对吗?

子曰:年四十而见恶焉,其终也已。

这是这一篇的结论。本篇正好由小人之首的阳货开始,到此作一结论。孔子说,人到了中年,经验也够了,年轻时错误没有关系,到了中年自己应该反省到了,不需要再教育,自己也能改正好了。但结果还有许多毛病,很多的坏事改不过来,这就不要说了,这已经定型,改不了啦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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